主客体的不同角度倾斜对深度辨别的影响

影响深度辨别的因素,如目标物的长度、寬度、移动速度、垂直距离、背景照明以及不同的地表面等等,前人已作过許多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是观察者与目标物均处于正直的状态下进行的。至于观察者或目标物处于不同角度的傾斜状态下,对深度辨别有何影响,在文献中还較罕見。沃克(R. Y. Walker)曾作过这类研究,他以豪瓦德-多尔曼     

控制论与社会主义领导

〔译者说明〕这篇文章是专门讨论控制论在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规划、领导和组织工作中的应用问题的。作者认为,控制论的方框开关方法、模型理论、多稳定系统理论和信息论都可以应用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规划、领导和组织工作中。从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倾向,即:企图完全用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管理工作。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作者认为,可以应用方框开关方法来简化国民经济系统的调节区间,使系统成为一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整体,而这在实践方面就意味着简化管理工作,节省费用与劳动力。第二、可以应用模型理论来模拟经济过程。经济模型有两类,一为经济的信息模型,一为经济-数学的功能模型。前一类说明劳动力、物资和金融的流动,后一类反映国民经济的一切基本功能的统一和相互作用。第三、据说,把多稳定系统理论应用到国民经济管理工作中来,就意味着作为母系统的国营联合企业给予作为子系统的各个企业以相对独立,也就是说,母系统的调节器只管母系统与它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而不管这些子系统本身的过程。第四、坚持一种已采用的调节器的结构与工作的方式方法,使调节器不随着调节区间发生的改变而改变,阻碍系统的继续发展,这是官僚主义的一种标志。官僚主义是可以用控制论来克服的。第五、作者认为,国营联合企业的领导者及其管理人员所做的领导和组织工作也是一个要求信息、组织信息通道、利用和存储信息的问题,他们应该设法去掉信息传递中叠加的干扰成分,科学地构造信息通道。     

意义、无意义和形而上学

本文是他所著《维小纳小组——新实证主义的起源》一书的英译本(纽约,1953年)中的一小节(第30—41页)。在这节的前一部分中,作者阐述了“意义”和“无意义”的含义,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是根据它的证实方法决定的”;一个句子的意义就在于它本身的可供证实的内容,而这个内容必须是有关经验事实的,或者是最后可以还原为经验内容的。克拉夫特认为,“原则上超经验的句子,就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意味着要掌握经验科学所达不到的那种知识,要掌握超越经验科学的那种知识”。因此,形而上学的句子(指哲学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假陈述。这样,他就把全部哲学、把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笔勾销了。此外,克拉夫特还否认数学和逻辑的客观基础,认为“它们只是规则罢了”。意义与无意义问题在维也纳学派内外曾经引起一场争论。之后,逻辑实证论者开始从语法分析过渡到语义分析,企图把二者结合起来。本节后一部分的意图就是如此。他从语义方面对语言进行符号分析,修正和发展了“意义”和“无意义”达两个概念,得出了如下结论:“意义是简单地由词汇和语言的——合乎逻辑的!——语法决定的”,“一个句子究竟有无意义依存于某一种语言在语义上和句法上所约定的规则”。     

意义与可证实性

下面两篇文章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派普(Arthur Pap,1921—1959)的《科学哲学导论》一书第一部分(意义与可证实性)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摘译(第二章的 E 和F 全译,D、H 删节;第三章的 C 和 D 都有删节,这两章的标题也略有改动)。这里派普介绍了卡尔纳普及其学派的意义学说的梗概。这个学说曾经是、现在还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攻击哲学唯物论,攻击辩证法,曲解自然科学理论,同时力图把自己的主观唯心论观点掩盖起来的主要武器。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命题(相当于派普文中的“陈述”,派普所谓命题则指陈述的内容)的意义和概念的内容不是受客观对象及其情况决定,而是受主观的感觉经验决定的。这完全是唯心论的经验论者、特别是休谟关于“观念”的学说的翻版。仅仅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卡尔纳普等人不谈印象、观念、知觉判断等等,而谈观察名词、理论名词、观察句子、理论句子等等。他们以“冷”、“白”、“轻”、“重”等简单的观察名词作为科学理论的基础,起初要求一切理论名词都必定是可以根据这样的观察名词来下定义的,一切理论句子都必定是可以翻译为观察句子的(“可证实性的意义标准”)。这就是说,一切下了定义的理论名词都可以从科学中消除掉。但这个企图用感觉资料去构成物理对象的唯心论纲领(《世界的逻辑构造》)很快就破了产,此路不通,于是后来卡尔纳普建议使用还原句去诠释“质量”、“温度”、“可溶解性”等普通的理论名词,并且承认把理论名词和观察名词联系起来的还原句,只是这些理论名词的不完全定义,因而它们不能够被观察名词所替换。但他仍然认为含有理论名词的句子所能具有的意义完全依赖于它们与观察词汇的联系(“经验论者的语言”)。可是还原句在“力”、“场”、“粒子”等等理论名词面前又碰了壁。是否承认它们是有意义的呢?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经验论者意义标准的“自由化”。这就是承认这些名词在理论网络中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通过公设系与其它已被还原句所诠释的理论名词有了确定的逻辑关系,从而获得了部分诠释。这就是卡尔纳普等人最近的看法,在第二篇文章中阐述了的。尽管逻辑实证主义者接连碰壁,步步退让,但他们还力图保持自己的根本观点:他们不仅认为“物质”、“因果性”、“必然性”等哲学范畴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否认物理对象如电子、原子等等的客观存在。卡尔纳普只承认两种对象:首先是用观察名词来指称的对象(实质上是感觉资料),其次是数学对象、自然数、整数等等。他说:“不必给理论物理的描述性理论名词假定新种类的对象”(《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见《辩证法》第47、48期)。所以逻辑实证主义者完全否认了科学理论的客观内容。他们的意义学说是反辩证唯物论的,反科学的,不过是用新的形式逻辑技术掩盖起来的主观唯心论的陈旧理论。     

数学与美学

作者讨论了在艺术作品的数学探讨、艺术作品的结构分析和创作过程的算法描述这三个方面运用数学、控制论和符号学的可能性与界限。虽然作者声称,对于数学、控制论和符号学在艺术中的运用应该有切实的估计,绝不能夸大它们的作用,并且还批评了某些人认为机器可以成为诗人、作曲家和艺术家,可以用数学、控制论和符号学的方法代替艺术作品的美学分析等观点。但是作者又认为,在艺术科学中运用数学、控制论和符号学的方法给人们在研究上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扩大了人们研究方法的宝库;在艺术分析中这些方法能起一定的协助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今后会愈来愈大。     

道德的辩证法和辩证法的道德

本文是作者在意共葛兰西研究院于去年5月下旬举行的“道德和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发表于意共《马克思主义评论》上。这篇译文的二、三部分,有所删节。在本文中,作者以历史唯心论和人性论为指导研究道德问题。并且在道德研究的幌子下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恶毒地诽谤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第一部分中,他讨论了道德研究处于“落后”状态的原因,认为这是国为马克思主义给它“规定了某些框框”。他说:当马克思主义者对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考察时,“他们却用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用辩护学说代替批判”。他号召人们“逾越哲学基础本身的局限性”,从“人的理论”出发,从人类固有的矛盾出发研究道德问题。在第二部分中,他讨论了作为道德研究出发点的所谓“人和体系的矛盾”,“内心和外表的矛盾”。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关系的思想,虚构了所谓“道德与经济的矛盾”,认为道德要求人们行善,但是经济使人们在孬夺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权力中,把人看成“竞争者和强大的敌人”。由于这个矛盾,人们都以两面派面目出现,因市形成了“内心与外表的矛盾”。以这些谬论为基础,他一方面为资本主义辩护,认为人们不幸的根源不在于剥削和贫困;另方面,又竭力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而且特别攻击“政治委员”制度,说:“政治委员”是同“善良的灵魂”对立的,这种对立“表明道德主义与a利主义的矛盾”;“政治委员”制度使“人们严格地划分为两个根本对立的集团”;“‘政治委员’代表着从革命家转变为官僚的过程的一个阶段”。他为那些受到人民制裁的敌人伸冤,叫嚷说,这种“历史审判”决不是基督教的“最终审判”,一定会“受到以后历史阶段的修正”。在第三部分中,他更疯狂地攻击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制度。他说:过去人们把善和真理的胜利寄托于宗教信仰,现在人们把它寄托于未来。但是,未来只是“虚构的世界”,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活本身被剥夺了意义,人们的相互关系表现为绝对的淡漠”。他还咒骂说:“把属于阶级的东西从属于全人类的东西中分割出来,导致宗派主义和对于社会主义的官僚式的歪曲”。最后,科西克号召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用“人道化的实践”、“革命的实践”(实即反革命的复辟活动),在“血和汗之中”实现“属于阶级的东西和属于全人类的东西”的统一。     

评G.克劳斯的《控制论和哲学》

G·克劳斯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两次国家奖金获得者。他写过一系列深刻的、富有内容的关于哲学、逻辑和社会学问题的著作,其中一部分已译成俄文,并为苏联读者所熟知。所评论的这本书是那些有趣的、极其广泛地论述控制论哲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     

评K.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

科西克的新作表明,为了促进哲学的发展,不仅需要哲学史著作、哲学批判著作、宣传与解释经典作品的著作,而且首先需要真正的哲学著作。而科西克的新作《具体的辩证法》正是在本体论方面具有独到之处的哲学作品。科西克在该书的每个重要章节中,都以各种方式提出并解决客观现实的问题。他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限制为方法论、认识论或者逻辑学,也不能把它限制为客观现实的理论或者仅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

作者首先分析历史唯物主义和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他反对下面几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学,而不能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部分;另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社会学,最多只是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基础;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包含有哲学方面和社会学方面。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哲学,同时又是社会学。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作为关于社会的哲学科学,才能头一次科学地解决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只有作为社会学的科学,才能解决社会发展的哲学问题。作者也谈到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和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关系。他反对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全部问题包括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领域内,而认为它们之间既有深刻的有机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其次,作者论述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意义。他说:具体社会学研究是发展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种形式;没有具体社会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就有变为由一些凝固的、固定不变的、脱离现实的概念和范畴组成的体系的危险。他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伟大的创举》都是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他反对把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现象的任何研究都称为具体社会学研究,而主张把社会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区别开,认为具体社会学研究只是社会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再次,他阐述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这样的对象包括:一、社会在向共产主义过渡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二、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组织的形式及其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组织成长为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过程;三、劳动和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相互关系的动向,首先是人的形成过程,共产主义社会里个人的形成过程;四、家庭和日常生活关系;五、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生活,科学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宗教存在的原因和消除的条件,社会主义意识向共产主义意识过渡,等等。最后,他论述了所谓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和原理,是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而具体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则包括提出假说、进行社会实验、填调查表、直接访问、研究私人文件、进行观察以及模拟、统计和数学方法等等。     

存在主义与美国哲学生活

存在主义在美国没有真正生根。它赢得了一些热情的门徒,但是它没有产生一个像海德格尔、萨特尔或马赛尔那样有权威的哲学家。有人认为存在主义已经说完它要说的一切了。无论如何,美国的贡献的重要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人们也曾多次尝试对这个运动作一次总的考察,并试图估计它的力量、它的弱点和它的价值。此